原标题:邱志红: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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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

邱志红

作者简介:邱志红,中国社会科学院
近代史研究所。文章原刊:《北京教育学院学报》2018年第4期,史学研究公号。

摘 要:

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,晚清政治史既是中国近代史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,同时也是广义
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2017年的国内史学界借助清史资料建设“黄金时代冶的东风,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
法,从多个视角对晚清制度史、晚清历史事件与人物、晚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等进行了更为充分、细致和深入的
研究。 其中,晚清制度史和事件史,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心。
晚清史的整体研究仍在成熟、稳健 的学科发展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。

检视2017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,最明显
的特点是伴随从事件史到制度史的回归,晚清制
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,发
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,内容涉及清末制度
改革、科举制和晚清教育制度、晚清财政制度、晚
清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,极大地推进了晚清制度 史的研究。
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也取得明显
进展,一方面研究重心后移,大量论文聚焦在清末
最后十年间的历史;另一方面像鸦片战争史、太平
天国史等几乎达到所谓“学术高原冶的研究领域,
在相对沉寂的研究态势中仍然出现不少有亮点的 学术论著。
此外,在中外政治关系等晚清政治史
研究的重要领域,也发表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 成果。

一、晚清制度史研究

在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,清末最后十年间的
制度改革长期为学者所关注,研究深度和广度不 断拓展。
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
推行新政事务的重要机构,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注
意讨论督办政务处的章程条文,对其实际运作则 往往语焉不详。
赵虎发表3篇相关论文,对督办 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,指出其
职能权限伴随政局变动、人事变更和新政进程而
不断调适,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向。 具体而言,辛
丑“两宫冶回銮之前,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,督办
政务处职能广泛,既需对有关新政折件做最后覆
核与审议,又需代行其他有关机构甚至军机处之
职权,确为统汇新政之枢纽,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
系密切;丙午改制后,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
处,成为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
性机构,在预备立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[1-3]李俊领选择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之机构礼
学馆为研究对象,对其设立的来龙去脉及其修订
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具体举措与成
效进行探讨和反思,揭示了礼学馆中人复杂的政
治理念、文化情怀与制度变革相互纠缠的多重关
系,指出礼学馆在礼法制度修订上进行的一些因
时制宜的探索和尝试,但是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
先建立起改革共识,礼学馆最终也未能完成其试
图调适礼治与宪政的改革之任。[4]彭雪芹对清末
外官制改革中巡警道员的选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,认为在巡警道员选任规制形成的过程中,清
廷、民政部、督抚等多方博弈,典型地反映了清季
官制改革、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
影响。[5]赵卫宾通过对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
建设、整顿以及发展过程的详细梳理,系统揭示了
新疆编练巡警军并逐渐走向近代警察体系的职业
化之路。[6]崔志海则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,从
中美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 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(J.
W. Jenks)来华 及其币制改革方案,认为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
行币制改革,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 相标榜,实则各有所图。
而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 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,不能将
其简单归咎于晚清“货币发行地方化冶所代表的
地方利益的抵制,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
主权和利益,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。[7]

对于清季终结的科举制,学界已充分认识到
其作为一个综合机制在考试教育、官僚选拔、分层
配置、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丰富内涵。 杨念群从晚
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出发,通过梳理晚清改革群
体妖魔化科举内容及功能的过程,将科举制置于
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,对晚清科举制由“改冶
而“废冶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,指出
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
并重的双重职能,科举制的废除,导致传统社会由
“学冶选“官冶路径的终结,士绅社会由此消亡,中
国式的“代议冶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。[8]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,对清代科举取士、铨选举
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、规则、标准等
方面的联系与区别,以及从清初及至晚清时期的 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。
指出清代铨选 多途并进,相互渗透,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
制设置,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,
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。 道咸以降科
举改革与铨选制度的变化,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
的种种复杂困境,以及学风、官风、民风与世风的
密切联系。[9]此外,孟义昭对清代江南乡试分闱
之议的复杂过程以及光绪朝无果而终的原因与影
响进行了专门讨论和分析,弥补了科举史研究以
往只重视乡试分闱成功之湖广、陕甘研究之不足,
指出有清一代江南分闱之议此起彼伏,根源在于
江南分省,但由于安徽、江苏两省自身的城市因
素,特别是安庆的地理位置及其城市特点难以获
得安徽全省的认同;江南两省官员、士绅群体对于
分闱态度不一,甚至互相掣肘,始终未形成命运的
共同体;清廷对江南采取防范、压制政策。 以上各
种因素交织,加之清帝国的大一统体制,致使在知
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,清廷艰难地选择
了后者,江南乡试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
两省合闱的乡试。[10]马子木则重点考察了道光以
降翻译科向驻防八旗扩展,最终形成驻防八旗内
“文闱与翻译兼行冶双轨体制的发展历程。 指出
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
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,但实际上由于铨选制
度的弊端,以及翻译科自身制度上的缺陷,驻防士
子实际上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。[11]顾
建娣具体探讨了晚清旗人书院与清前中期的差异
及其原因,认为晚清旗人书院的变化反映了旗人
文化的流变和晚清社会的变迁。[12]

作为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,
财政制度史研究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,且咸同
时期的财政转型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。 倪玉平
对此一时期的财政转型进行了系统考察,认为咸
同时期中国经历了从“国家财政冶到“财政国家冶
的转变,具体到奏销制度层面,咸丰以前的钱粮奏
销、京饷协饷基本失效,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
财政大权;租税结构层面,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
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关税为主的工商税;指导
思想方面,清政府也在事实上放弃了“量入为出冶
的财政理念而步入了“量出为入冶的阶段。[13]廖文辉聚焦咸丰朝的户部银库,对先行研究进行了
检讨和补足,指出彭泽益、史志宏等人研究中利用
的核心资料,即同治四年(1865年)三月十三日户
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所附《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的
银库收支与库存数量清单》所指并非户部银库, 而是吉林银库。
在详细爬梳户部银库黄册(包括 大进、大出,尤其是四柱册)与饷鞘月单等资料的
基础上,根据对咸丰朝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
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,廖文辉指出,咸丰朝的户
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、数量、规模方面发
生了重大变化,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
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,从之前的全国财政中枢一
降而为仅供京师用款的财政,作者认为这种变化
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
力,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。[14]
面对太平天国战事带来的财政危机,咸同时期清
政府的战时财政模式依次经历了传统户部酌拨制
度、咨商拨解制度、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制度的演 变。 咸丰十年(1860
年)曾国藩统率湘军东征围 攻安庆,为解军需之困,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性的
战时筹饷机构———东征筹饷局就是隔省筹饷制度 的具体实践。
王静雅对湖南东征筹饷局的兴废历 程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,指出东征筹饷局兴废过
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、官员之间的交谊与
共谋、清廷与外省利益之间的共识与分歧、战区省
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、旧制度与新章程之间的矛
盾与张力等等因素互相交织,一定程度上反映了
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向。[15]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,对同
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做了重新探讨,通
过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环环相扣的关键链
条,系统梳理了晚清战时财政制度递嬗之轨迹,指
出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相比,左宗棠西
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,省际咨商拨解、举
借外债以及借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,总理衙门与
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,致使晚清
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,而旧有
协饷制度是否有效运作,东部淮饷与西征军费如
何均衡调处,成为同光时代检验清廷治国理政智
慧的关键。[16]盐政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,洪均
对咸同年间战时财政体制下湖南盐政从“北川南
粤冶到粤、川、淮三盐并存的演变做了较为系统的
考察,并以盐厘收入为切入点,通过销区争夺中省
区与中央、省区与省区之间的博弈分析,认为清廷
既欲收拢地方财权,又无力承担以指拨筹措各省
开支的责任,导致就地筹饷的战时财政体制继续
维持,“外重内轻冶的格局未能得到扭转,其根源
在于清廷统治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及自身的腐
朽。[17]倪玉平重点考察了同治七年(1868 年)底 至同治九年(1870
年)初两江总督马新贻兼理两 淮盐政期间进行的盐政改革,指出经由马新贻寓
票于纲的盐政实践,晚清两法盐政改革重新回归
到纲法体制,晚清两淮盐政制度至此最终定
型。[18]任智勇则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
变,从人事、关税政策以及收入、支出情况等四个
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(1843 年) 至上海小刀会起义(1854
年)期间粤海关的关税 制度变迁,认为清政府为维护粤海关的主导地位,
无论是中枢还是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
口通商制度的意愿,然而外部各局的变动与太平
天国运动的爆发,加之制度调整过程中对既有制
度的过度依赖,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。[19]

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,近年来吴佩林对清
代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的研究用力甚勤,成果
迭见,本年度的几篇力作,如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
记录“叙供冶文书和诉讼实践中“违式冶递呈的考
察和分析,均是从地方司法文书制作与实践的角
度对清代后期地方法律运作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拓 展。
作者研究表明,有别于以往一般意义上对清
代州县司法程序中口供的理解,州县司法档案中
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,明代及清
初常见的记录口供的形式为“招状冶,清中后期演 化为“叙供冶。
四川南部县的叙供多由案件承办 房的书吏完成,并非仅出于“刑房冶,其书写结构
的变化,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、规范化
的特征。[20]此外,基于《南部档案》中“违式冶递呈
案例的梳理和分析,作者指出,遵用状式是清代县
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,但在诉讼
实践中,由于涉讼者受经济、制度改变等因素影
响,“违式冶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,且成为诉讼者
的一种诉讼策略,而地方官府对此类“不遵用状
式冶递呈的受理,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
结合的理讼观。[21]张世慧以牙行侵欠客商、京城
钱铺关闭及倒账三种案例为中心,对清代商业活
动中钱债案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突破州县自理范畴
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,揭示了社会
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、司法审断及统
治秩序的冲击。[22]邱志红以发生在民国初年之姚
荣泽案的审理为历史透视点,重新梳理以陈其美
为代表的军政派和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各自
如何以正义的名义处理该案的来龙去脉,探讨该
案作为“中华民国首宗审判冶开启近代中国司法
独立先声的历史革新意义,同时具体揭示此案背
后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孙中山的司法思想。[23]在
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许同莘
档案及日记、唐烜《留庵日钞》稿本等资料的基础
上,李欣荣、王雁分别对晚清法律人物许同莘、唐 烜进行了个案研究。
前者重新挖掘晚清“失语冶 法政人物许同莘学法、修律之人生轨迹,认为其坚
持以西法为主导、新旧并蓄的法学理路,未能适应
晚清以降趋新的时代大潮,代表了“过渡时代冶中
的似旧还新者,并提示学界更多关注其参与清末
修律实践的意义。[24]王雁则关注唐烜在刑部、大
理院司官任上的公务活动及生活空间,并以此为
切入点探讨晚清变革时期六部司官群体的公务生
活及工作状态。[25]此外,田欢通过对晚清新疆建
省后命盗案件法律政策调整与实践的考察,探讨
了新疆法律政策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。[26]

除上述涉及晚清制度史领域的论著外,王刚
的《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》、吴佩林的系列论
文《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》《清代州
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》、李治国的《清代中后
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》等,均对晚清官 制、文 书 制 度、 藩 部 朝 觐
制 度 等 内 容 有 所 讨论。[27-30]

二、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

关于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及相关人物的研
究,卢晓瑞对林则徐和王笃在广东禁烟期间围绕
“主战冶和禁烟举措政见方面的异同,二人友谊缘
起及破灭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辨。 作者认为,道 光二十年(1840
年)九月林则徐被革职实际上源 于以琦善为代表的“主和派冶怀柔主张迎合了道
光帝的真实想法,王笃卸职离粤前后在“主战冶政
见上与林氏完全一致,不仅未有议和主张,也未参
与议和诸事务;二人的分歧在于对禁烟举措的不
同看法,王笃偏向“弛禁冶主张,且因依附穆彰阿
及其党羽,为明哲保身、推诿责任,方有道光二十
一年(1841年)八月前后入京述职时向道光帝状
告林氏事件发生,此后二人友谊终告决裂。
诸多研究者将王笃作为羁绊林则徐销烟的关键性人
物,有失偏颇。[31]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
的记载、海军出版物、报刊等资料,对鸦片战争前
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
统考察和分析,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
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,影响到战船、火
炮、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,成为决定战 争胜负的重要原因。[澳门太阳神网站,32]

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,刘晨对天京事变的
研究不囿于成说,勇于提出新见,围绕“密议冶“逼
封冶和“密诏冶三大疑案,抽丝剥茧,试图勾勒出全 新的天京事变真相。
作者认为,天京事变前韦昌 辉、石达开、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的原因,
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;洪秀全下达的
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“密函冶,所谓“诛杨
密诏冶其实并不存在;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 全人为地前置于1856 年9 月2
日,实际上“东升 日冶很可能在9月5日;事变前夕,洪秀全下达诛
杨明诏,诛杨实践从“同盟密议冶“靖难密函冶发展
到“公开声讨冶的阶段,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氏 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。
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 的折损尚不能以“盛衰分水岭冶来定位。[33]祁磊
注意到咸丰十年(1860 年)上海战役进程中太平
军首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意见分歧,指出后者从
决定东征苏常沪到放弃上海这一态度的转变,成
为上海战役失败的关键因素。[34]庞毅通过讲述太
平军长沙之战中善城隍守城成功的故事,揭示出
晚清政府、地方官员对待地方神明的复杂态
度。[35]澳门太阳神官方网站,第二次鸦片战争后“中外和局冶的形成,清 政府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。
关于清军与太平军的 关系,曾志文对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主持的兵舰外
购事件做了专门探讨,指出兵舰外购的最终失败
源于总理衙门、地方督抚、各海关以及英方的权力
博弈,而总理衙门与湘淮系督抚购舰目的和态度
的差异为要因所在。[36]围绕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
动员加入天地会、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、周立春
与地方政府的关系、是否存在“统一的上海小刀
会冶等问题,周育民著文与戴海斌进行了有益的
商榷,既丰富了人们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认识,也
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。[37]作为基督教在华传
播初期最著名的华人基督徒,梁发1832年撰著的
《劝世良言》一书,直接影响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运动。
司佳以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案卷中仅存
的一部相对完整的《梁发日记言行》(1830年3月
至11月)为基础,探讨了梁发的宗教观念。[38]针
对太平天国善后、“同治中兴冶的标志性事件———
江苏减赋,周健在重建1780—1900年江苏起运交
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,从事件史、政治史以及财
政史的角度,重新进行了探讨,指出督抚司道在该
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,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
官员减负,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。[39]

关于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的研究,学界一般
意义上将李鸿章同治九年(1870 年)出任直隶总
督视为其洋务建设得以长足发展的起点,并进一
步将其洋务事业概括为19世纪70年代的创兴时 期、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
年代的停滞及破 产时期这一“三段论冶表述。 朱浒从军用工业、民
用工业和海防建设三个方面,对19世纪70 年代
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活动从之前的高歌猛进到后半
期停滞不前甚至部分倒退的剧烈波动及其影响因
素做了专门考察,指出光绪初年“丁戊奇荒冶引发
的财政窘境,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、洋务建设
与赈灾活动围绕清政府的资源分配,呈现复杂的
互动与博弈,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政治格局下,
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。[40]汪荣祖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做
了探讨和反思,认为郭氏对洋务以及西学的认识,
远超同时代同以洋务见称的李鸿章、沈葆桢、丁日
昌等人,已经涉及体制改革层面的思考,堪称高瞻
远瞩者,但他终未能引领时代,不为主流社会所接
受,且遭骂名,其个人境遇与结局亦成为那个悲哀 时代的最真实注脚。[41]

邱涛在仔细考索中日文献史料的基础上,对
甲午陆战中学界主流久已“定论冶的史实重新做
了考察和辨析,认为叶志超、依克唐阿在战争中的
怯懦表现,源于清军军火储备实际上的严重不足,
而像徐邦道这样得到正面肯定的重要军事将领,
实际上并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军事素养和才 能。
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
具体认识。[42]葛业文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
败的原因,认为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来自军事上
清政府军事改革不彻底、战争准备不足、战略指导 混乱 无 方、战 术 战 法 不
当 以 及 军 队 战 斗 力 低下。[43]

本年度戊戌变法史与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亮
点颇为突出,可谓提前吹响了翌年戊戌二甲子周 年纪念的号角。
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 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,对1897年中德胶
州湾交涉、1898 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、翁同龢开
缺原因、总署议复康有为《第六书》、政变后张荫
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,做了新的研
究,纠正了一些讹说,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
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有很大助益。[44]在细致爬梳
新出版的《徐世昌日记》及未刊荣禄信札等资料
基础上,马忠文重新检视戊戌政变后复杂朝局中
袁世凯的政治境遇,指出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,
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,除政见差异外,也从
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
斗争。[45]此外,马忠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
研究所档案馆藏一册翁同龢“伪札冶所依据的原
本、仿本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和分析,并对史料利
用与文物收藏的密切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[46]
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,不同于学界将此视为
新旧之争的论断,贾小叶的研究从“康党冶“康学冶
切入,重新揭示时务学堂之争实际存在着一明一
暗两条线索的多元、复杂面相。[47]此外,贾小叶就
《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》一文的作者展
开深入的史事考辨,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
容酷似“康党冶宣传的“忤逆冶上书,背后折射的是
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“康党冶“新党冶之间错综复
杂的矛盾关系。[48]本年度贾小叶另外两篇分别围
绕《时务报》、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关系的考论
文章,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。
作者指出,上海《新闻报》代表维新党人发声,在
呼吁变法、反对废立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,在戊
戌己亥政局中的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;[49]而两江
总督刘坤一对于维持戊戌政变后的复杂朝局发挥
了重要作用,其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,则显示出戊
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。[50]戴海斌的研究聚
焦戊戌至庚子时期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
《亚东时报》,通过中、日两方面文献的比勘互证,
系统考察了唐才常、章太炎、宋恕等人与该报的真 实关系。[51]

就庚子之乱及相关人物研究而言,朱英、唐论
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做了深入
考察和分析,指出奕劻临危受命,在“惩凶冶“赔
款冶等条目上有所争取,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 上,更是力陈己见。
庚辛议和,成为奕劻政治生涯 的新起点。[52]刘强、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
廷上谕中有关“母子一心冶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
应,以及慈禧、光绪帝二人为实现“母子一心冶政
治默契所做的努力,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
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,是“母子一心冶的根本 目的。[53]

澳门太阳神娱乐网,清末最后十年汇聚了一系列性质迥异的重大
政治历史事件,因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,本年度依 旧成绩斐然。
庚子事变后,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成 为晚清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。
韩策从庚子西狩、 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
刘坤一、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 争暗斗,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。
作者认为此次论 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
处境,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
趋向,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,
刘坤一、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 保的延续。[54]张海荣以1902
年慈禧太后为醇亲 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,对载沣
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,认
为载沣娶妻原聘并非荣禄之女,慈禧太后和荣禄
对于两家的联姻,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 的态度。
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,既是“戊戌政变冶
和“庚子事变冶的共同产物,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 产物。
通过“指婚冶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,慈
禧太后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
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,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,也
有效避免了异日“戊戌政变冶旧案重提,确保了自
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,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
继替指明了方向。[55]彭剑对张謇在1904 年间为
推动清廷预备立宪所做的诸多努力进行了较为深
入的研究,认为张謇主要在三方面影响了清廷的
决策:(1)其所印制的《日本宪法》使慈禧对宪法
产生好的观感和印象;(2)对袁世凯的影响;(3)
促成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。[56]赵虎对
1905年清政府颁布《会议政务章程》的背景、目
的,以及朝野的讨论、反应做了具体考察,认为该
章程的出台,是预备立宪前夕清政府尝试沟通中
西政体而在体制内进行的一次制度调整,但该章
程出台后,不仅未能满足外界预期,而且遭到来自
体制内的批评,在新旧两方均不讨好,最终流于形
式,未能实现原有意图。[57]1906年清政府选派张
荫堂为查办藏事大臣,参劾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官 员,并力倡西藏新政。
此为近代西藏政治史与晚 清边政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。 康欣平分析了张荫
棠得以堪此重任的原因:(1)清廷对派往西藏的
大员选拔思路已经转换,即选择具备一定外交才
能与经验的人,张荫棠具备这一条件;(2)张荫棠
在印度参与《中英新订藏印条约》谈判期间,对如
何治理西藏向清外务部发表见解,他的这些对时
势把握颇为到位的筹藏观,对他后来的任命非常
有利;(3)唐绍仪的推荐。[58]李学通依据文献与 影像史料,对1906
年彰德秋操的指挥机关、参演 部队、军演经过、观操嘉宾情况,以及秋操影像进
行了补充说明和细致考辨。 指出此次秋操并没有
审判处或评判处这种名称的机构,也没有参谋处,
更没有徐世昌负责参谋处之事,也未见徐氏本人
参加此次秋操的文献或影像记录,蒋百里也未出
现在观操人员名单中。[59]1907年7月6日安徽巡
警总局会办、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利用巡警学堂毕
业典礼之机,突然袭击参加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,
发动“安庆起义冶,又称“丁未皖案冶。 安东强、姜
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
加以探析,指出丁未皖案虽然只是一突发性事件,
但对之后丁未政潮的走向,清末资政院的设立,谘
议局的筹办,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,都产生重
要影响,显示了清政府、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其他
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。[60]1909年1月2日
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,在已有
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,马勇、朱文亮从不同角度对 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。
马勇认为袁世凯遭
到罢免,主要原因在于他患有足疾,以及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
联,并非阴谋论,“回籍养疴冶期间,袁世凯并不是
被禁锢,他一方面安心养病,操持实业,另一方面
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,这也为他后来的
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。[61]朱文亮则认为除了外交
上的原因外,载沣、隆裕有着同样的驱袁动机,才
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。[62]桑兵对袁世凯的《请
速定大计折》做了详细考辨,揭示了袁世凯与清
廷、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。[63]
此外,桑兵的系列论文厘清了辛亥前后对“汉奸冶
问题的认识。[64]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政局的关
系,李细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,对清末权力结
构的变动做了进一步阐释和深入论证,揭示了清
末“内外皆轻冶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
要影响。[65]甲午战后十余年间,清政府始终以重 建海军为念。
关于清末海军重建,李学峰认为载 沣摄政后,才真正落实重建海军的决心,并在其支
持下,切实为推动海军兴复做出努力,并取得一定
的成绩;[66]马平安则认为清政府在重建海军方面
并没有达到加强海防的效果,不可过高估计。[67]

三、晚清中外政治关系研究

从全球史的视野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,
探讨中国从清代“宗藩关系冶到近代“外交关系冶
的演变,是近年来晚清中外政治关系领域重要的 研究趋势。
本年度这一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。

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
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
外交,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 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。
指出晚清地方外交是传 统时代向近代过渡的产物,其发展演变过程反映
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,再到国家条
约关系的演变,显示了国人认知从“夷务冶到“洋
务冶再到“外务冶的三段式进阶,表现了从广州贸
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,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 转型。[68]

晚清中英、中日、中法关系的研究,一直是研
究者关注的重心。 中英关系方面,张建斌根据中
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,对1902年中英双
方围绕长沙开埠过程中城内设立关栈、厘金征收与治外法权等问题反复交涉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
究,揭示晚清修订新约的大背景下中英双方的观
点与矛盾。[69]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
料,对“门户开放政策冶在英国的缘起、出台、实
施、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,指出
该政策最早是由英国提出并推行,后来转手于美
国,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 政策。[70]

中日关系方面,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
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,指出
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,其研究目的是 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。
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 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,但在对
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、日本政府的处置、英
国政府的态度等评价上,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
迹。[71]日俄战争结束后,日本借口“保护冶朝鲜侨 民,挑起“间岛问题冶。
李花子对“间岛冶地理概念 的形成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。 指出“间
岛冶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
民、开垦的产物。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
地区渗透时借用了“间岛冶概念,它是日本准备行 使特权的势力范围。
日本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 “间岛冶假定区域,不但包括海兰河、布尔哈通河
及嘎呀河流域(后来的延吉、和龙、汪清县),还包
括二道松花江流域(后来的安图县)。 由于吉林
边务公署的牵制和斗争,日本外务省在签订《间
岛协约》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,特别是将二道松 花江流域排除出“间岛冶范围。
“间岛冶地理范围 的最终确定,揭示了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向图们江
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过程。[72]

中法关系方面,《中法会议简明条款》是中法
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。 由于
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,双方最终兵戎相见, 中法战争因此重启。
张振鹍对影响中法战争由和 转战的关键性文件“福禄诺节略冶进行了史实考
辨,指出1884年5 月17 日李、福会谈后,李鸿章
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《中法会议简
明条款》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,北黎冲突后又刻
意制造“节略冶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
李、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,并蒙蔽英报记者,使其加以报道宣扬。
正是由于李氏隐瞒了 该节略的真相,导致战争再起。[73]1898年的上海
第二次四明公所案,是上海地方史、中法关系史和
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。 葛夫平对该
事件发生的起因、交涉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
考察和论述,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,利用
“地方外交冶和“以夷制夷冶策略,虽然一定程度上
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,抵制了法方的一
些侵略要求,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
的扩界图谋,但其作用终究有限,反而使清政府的
外交显得进退失据,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 扩大。[74]

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终结,一直是晚
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。 朝鲜不仅是
清朝宗藩体系下最重要的藩属国,也是最后一个 终结宗藩关系的藩属国。
甲午战争宗藩体制解体 前的中朝关系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。 张礼恒对甲
午战争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清政府对朝政策 进行了系列研究。
他从东亚儒教社会整体转型的 宏观视野出发,对光绪七年(1881年)清朝驻日使
领与朝鲜“朝士视察团冶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
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,指出,
双方围绕国际大势、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
的讨论,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,都
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,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
运动中的艰难抉择。[75]在另外一篇文章中,张礼
恒进一步探讨了李鸿章对待朝鲜的“不沾不脱冶
交往原则,认为甲午战争前,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
清晰和一贯的,具体体现为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 的“不沾不脱冶原则。
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 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、含混的修补,是李鸿章在列
强环伺形势下对宗藩体制的一种灵活性新解,主
旨仍然是为了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。[76]“朴定
阳事件冶是清代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,尤淑君
从中国、朝鲜、美国、日本等多方关系中对该事件
进行重新审视,认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之事,正是清
政府检验宗藩关系是否被欧美各国所接受,也是
朝鲜向国际社会宣称自主的绝佳机会。 但由于中
国、朝鲜及美国对于“自主之国冶一语的不同理
解,加之朝鲜内部的党派斗争与改革思想,使得中
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,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
本势力,从而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。[77]

晚清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,
陈开科在充分利用中、俄文献档案以及晚清报刊
资料的基础上,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的旅
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后指出,此事件在一
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 贸易的发展。[78]

晚清中葡关系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,本年度
也取得一定进展。 张志勇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
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过程,并注意到英人赫德
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,指出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
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
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之进行讨价还价的重 要条件。
而赫德站在清政府立场反对按照原议换
约,以及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,导致中葡换约最终 失败。[79]

此外,王宏斌对中国外侨政策从设立“蕃坊冶
到“租界冶的演变过程做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
和论述,进而审视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治外法权
的历史渊源。[80]徐春峰、屈春海对清政府设立驻
巴拿马总领事馆的缘由、过程以及总领事欧阳庚
调查侨民等活动做了专门研究,指出清政府出于
外交对等的原则和意识,在巴拿马于1903年宣布 独立、1907
年提出在华设立驻华总领事府的同 时,已经有在巴拿马设立总领事馆的允诺,直至
1910年为进一步保护巴拿马华工才正式设立驻
巴总领事馆,作者认为驻巴总领事馆的设立从一
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。[81]

四、结论

笔者大致从三个专题对2017 年度晚清政治
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和介绍。 就发
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言,共计84篇,除文中提及
的1本专著外,《清光绪帝死因鉴证》、韩策的《科
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》、马平安的《慈禧与晚清六
十年》[82-84]等,亦是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领
域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。 笔者目力所及的这
88篇(部)研究成果中,晚清制度史32篇,历史事 件与人物研究42
篇,中外政治关系14 篇。 可见制度史和事件史,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
重心。

纵向比较来看,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取
得的成绩亦值得肯定。 从数量观之,2014年度学 科综述重点介绍研究成果68
篇,2015 年度32 篇,2016年度63 篇,[85-87]2017 年发表的研究成 果数量为近4
年来之冠。 且2017 年亦没有相关
“历史周年纪念冶活动的推出,满族史和满汉关系 研究的热点在2016
年凸显后,本年度并不突出。 虽然由于不同综述撰稿者关注点的差异,仅从数
量并不能完全反映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和趋
势,但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为
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,尽管和民国史研究、抗日战
争史研究等目前学界的显学相比有“寂寥冶“衰
颓冶之象,实际上这种“寂寥冶“衰颓冶恰恰是该学 科成熟、稳健发展的重要表现。
2017 年,国内晚 清史学界推出的这80 余部(篇)优秀研究成果,
已从一个角度表明,该领域的研究继续保持着旺 盛的活力。
相信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 法的理论指导下,借助清史资料建设“黄金时
代冶[88]的东风,晚清政治史研究,仍大有可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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