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容摘要:1970)和杨启樵的《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》(香港三联书店1981,该书主要叙述雍正生平,但其中两章利用雍正朝宫中档案梳理了奏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)。2017)考察时段更长,上启康熙皇帝开始着手打造的内廷亲信机构“南书房”,下讫嘉庆中期军机处的制度化完成,迁延百余年,完整展现了“军机处”从草创到成熟,从成熟到嬗变的全过程,以及相关文书、档案制度的发展及影响。第一是信息流通与清朝国家的权力分配,这一观点具体表现在对奏折制度的形成、奏折文本在各阶段的处理权限,以及在处理奏折时皇帝与军机大臣权力的分配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中。《君主与大臣》对于这一文书制度———本质是信息流的研究,主要基于北京和台北两处档案馆藏的丰富档案,包括奏折、上谕档、随手登记档等。

关键词:制度;档案;皇帝;白彬菊;大臣;形成;史料;研究;军机;著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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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白彬菊筹措此书的上世纪80年代,不必说档案的电子化和检索了,就连我们现在常用的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和《乾隆朝上谕档》等史料都没有出版。也就是说,她是在北京和台北的档案馆中,挨个翻检目录、调取折包以获取史料的。这种阅读强度和难度,是今天难以想象的。

就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研究而言。就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研究而言。就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研究而言。  现今在规模性企业工作的人,一般都有这样的工作习惯。每天早晨,打开企业邮箱和信息传递工具,接收上级的指令、合作方的进展、同事和平行部门的告知,并给予相应回复。在日常办公中,在内网聊天群组中沟通相关事宜,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半公开信息,在微博及企业网站发布公开信息。我们通常以为,这一系列信息流的传递和交互,无疑是要建立在完全现代化的手段之上的,但是其实早在清代,这种分层次、等级的信息流交互过程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完全畅通了。而实现这一传递的中枢,就是军机处和相关的文书制度。

  军机处及其相关的奏折制度在清史研究中一直是不可回避的重点,研究著作及论文可谓星罗棋布,自上世纪20年代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的档案整理开始,就从未间断。就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研究而言,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雍正时期——也就是制度的创制期。对学界颇有影响的有两部著作:吴秀良的 Communication
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: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
System,1693-1735(《通信与帝国控制:奏折制度的发展 (1693—1735)》,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)和杨启樵的《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》(香港三联书店1981,该书主要叙述雍正生平,但其中两章利用雍正朝宫中档案梳理了奏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)。从康熙末年到雍正时期,奏折制度正式形成,与之相关的政府机构——军机处也形成规模。而白彬菊 (Beatrice
S.Bartlett)的《君主与大臣:清中期的军机处 (1723-1820)》(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,中译本:董建中译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) 考察时段更长,上启康熙皇帝开始着手打造的内廷亲信机构“南书房”,下讫嘉庆中期军机处的制度化完成,迁延百余年,完整展现了“军机处”从草创到成熟,从成熟到嬗变的全过程,以及相关文书、档案制度的发展及影响。

  白彬菊这部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有二,这也是其区别于别家著作的叙事特点。第一是信息流通与清朝国家的权力分配,这一观点具体表现在对奏折制度的形成、奏折文本在各阶段的处理权限,以及在处理奏折时皇帝与军机大臣权力的分配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中。

  虽然按常理来说,处置权是大于知情权的,而且从理论上讲,清代皇帝对政务拥有绝对的处置权。但是在清代现实政治中,皇帝几乎不会在没有信息来源的情况下,凭空作出某种处置。这也解释了,为什么隐藏信息在清代和歪曲信息同等令皇帝厌恶。

  进入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,人口激增、国家地域扩张、战争规模扩大、经济行为复杂化、行政层级多元化,使得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必须追求更加全面而高效。比起前代,清代政务数量达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。这就催生了政府行政过程的改革,而其中的皇权如何获得安放,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。

  奏折制度的设置,本质上改变了明代以来的信息流向,皇帝变成了整体的信息源,而非信息目的地。也就是说,他要决定什么样的信息交给哪个部门处理,而不是由下级机构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可以给皇帝审阅。

  奏折从四面八方涌向皇帝,皇帝需要启用自己的班子来处理这些信息。《君主与大臣》对于这一文书制度——本质是信息流的研究,主要基于北京和台北两处档案馆藏的丰富档案,包括奏折、上谕档、随手登记档等。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利用档案研究制度的特点:第一,要注意档案的真实性和系统性。档案的留存有非常大的选择性,且随着时间的流逝,哪些档案能够被我们看到,也极具偶然性。简言之,就是利用档案研究,言有易而言无难。第二,这对研究者解读史料的能力和整体的历史认知有较高要求。这两点此书处理得都尤为得当,书中所得结论层次准确,另有很多基于档案统计结果的推论,谨慎又大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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